思政课 | 顾海良：恩格斯的思想、精神与风范——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恩格斯的思想、精神与风范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顾海良
北京大学马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9期
[摘 要]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回顾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意义，更具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意义。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这四项有代表性的合作成果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恩格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恩格斯对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评价也完全适合恩格斯自己。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做出了独特贡献，一方面表现在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体系过程中，另一方面凸显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过程中作出的许多开创性的理论贡献。恩格斯及其思想永存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之中，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的讲话对于理解和把握恩格斯的思想、精神与风范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恩格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其在当代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同恩格斯及其思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永远地联结在一起。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回顾恩格斯的思想历程、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意义，更具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并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同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和信念有着直接的联系。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是他们长期共同奋斗、协力奋进，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锲而不舍、砥砺前行，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的结果。
1842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科伦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双方似乎是“冷淡”的，见面以后就分手了。然而，就在之后的两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几乎同时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作为他们思想转变的标志，就是他们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各自发表的两篇文章，即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德法年鉴》上的这些文章，生动地表达了两位年轻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牢固地奠定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旨向。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再次见面。这次见面时，他们已经树立了一个共同的理论观点，这个理论观点的最简洁的表述就是：“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P262) 40多年后，1889年恩格斯追忆起他同马克思这段交往经历时提到：“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2](P232)“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心，它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的战友，也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了把这一信念和信心升华为科学世界观而共同奋斗的思想进程。
“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念和信心，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公之于世的第一项成果《神圣家族》中的箴言。《神圣家族》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出版于1845年2月。在这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著作中，他们走出了创立唯物史观、宣示新世界观的第一步。紧接着，在1846年，他们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深入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这部手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能够公之于世，但为不久问世的第二项合作成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848年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第二项合作成果，也是他们一生完成的最有影响的和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刚好30岁，恩格斯只有28岁。这部彪炳千古的思想巨著，成为他们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的思想标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三项合作成果是《资本论》三卷的创作。1843年年底，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恩格斯已经完成《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写作。马克思几次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称作“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3](P592)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写作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84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62年年底；1862年年底，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题来写作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即将出版的时候，曾经邀请恩格斯和他一起署名，作为《资本论》的共同的作者。这表明，在《资本论》第一卷创作中，马克思就视恩格斯为《资本论》当然的合作者、共同的创作者。
在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之前，马克思多次向恩格斯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这年 5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4](P256)到了8月，马克思再次提到：“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5](P4)后来也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论》“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在马克思逝世后，完全由恩格斯接续完成。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12年，用极大的心血，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把自己的名字实际地写上了《资本论》共同创作者之中。《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四项成果就是《反杜林论》的创作。《反杜林论》是由恩格斯作为主要作者撰写的，但《反杜林论》的创作完全是在恩格斯同马克思共同研究和探讨中进行的，《反杜林论》部分篇章还是马克思直接撰写的。1885年9月，在《反杜林论》再版时，恩格斯提到：“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6](P11)恩格斯在做出这一深情追忆时，马克思离世已经两年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之中，还有更多的合作成果；但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这四项合作成果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支柱和思想要旨。
这四项合作成果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共同地镌刻在马克思主义的丰碑上。列宁指出：“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7](P58)这是对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共同创立者的人格的最高赞誉，也是我们现在理解恩格斯的思想、精神和风范的基本立足点。
二
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恩格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
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葬礼上，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一生革命事业和科学成就追思时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8](P602)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评价，完全适合恩格斯自己，也是恩格斯思想、精神和风范的集中体现。
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的半个世纪思想历程中，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从来没有放弃过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念和信心。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恩格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现实根据。
1879年，历经第一国际、巴黎公社革命一系列如磐风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释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时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8](P484)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是花甲之年，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不改、信心依然。
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是他们创立唯物史观之后，将这一科学理论运用于国际工人运动实际的必然过程；也是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实践中检验这一理论，并发展和升华这一理论的过程。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彪炳千古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1888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0周年之际，恩格斯还提到：“《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3](P11)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对恩格斯的一生的革命生涯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2年间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被列宁称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7](P140)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从1864年成立至1876年解散的10余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努力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策略原则贯穿于它的全部活动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是第一国际的思想旗帜，而第一国际的发展也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在对第一国际历史的回顾中，恩格斯认为：“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4](P399)在恩格斯看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展，也随着无产阶级政党在本国面对的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差异，“旧国际”的组织形式不再适合，未来的“新国际”要创立新的组织形式。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实际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导师。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继续用通信的方式同欧美各国工人运动领袖和活动家保持联系，了解欧美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研究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分析各国工人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趋势，对各国工人运动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和斗争策略上的引导和指导。第二国际成立后，这方面的引导和指导显著增加，1889年8月，第二国际成立后的第二个月，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不无诙谐地写道，“许多我从未见过面的人好象策划好了要用各种各样的来信、访问、谘询和请求把我压垮”。[9](P257)
1895年3月，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根据19世纪 90年代初革命实践的新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作了他一生最后一次阐释。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利用合法斗争绝不是放弃这一过程中的“顽强的抵抗”，“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这应该是一支“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4](P529)的力量。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2](P550-551)
三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独特贡献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并没有掩去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所做的独特的贡献。恩格斯的独特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体系过程中，恩格斯做出的许多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凸显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过程中做出的许多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一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一生都在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恩格斯最先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强调了“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6](P156)“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第一是以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一般特征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是相对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外的，以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个别”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除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之外，还写了《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马尔克》（1882年）、《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和《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等著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做出多方面的开拓性研究。
二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的探讨。恩格斯1884年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所表述的思想，以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根据，对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做出科学分析，填补了关于史前社会方面研究的空白，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此之前关于史前社会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列宁称之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10](P284)
三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思想。在《自然辩证法》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出了系统阐释。《自然辩证法》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的事实，对科学的自然观做出系统阐释，不仅揭示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是怎样有规律地超出自然界的范围，辩证地过渡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的。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精湛思想还是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对哲学世界观的新的阐释。19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问题上进行歪曲和曲解的种种谬论，恩格斯在1886年年初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在《终结》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P277)的论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各个原理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科学概述。
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4年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书信，针对那一时期出现的误解或诋毁唯物史观的各种观点做出驳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做出系统阐释，更为全面和系统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完善、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五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史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在其一系列早期著述中，就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思潮做出深入的探讨。1843年11月，恩格斯发表在英国社会主义机关报《新道德世界》上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就是对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状态”和原则思考的成果。自此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完成，以及马克思逝世后的接续探索，勾画了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轨迹，也刻画了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思想历程。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空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上半期的300多年发展过程中，一开始限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的成分是在逐渐消退的，契合于社会现实的精神是在不断地增强的，直到19世纪 40年代，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成长起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呈现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不仅是这一逻辑命题的提出者，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这一逻辑命题阐释的最重要的文本；而且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还是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创新者。
恩格斯在以上五个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做出了共同的贡献；同时，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做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
四
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发展和创新做出重要的贡献
1883年，恩格斯在追思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奋斗历程时指出：“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8](P601)恩格斯担心的这个“历史科学”上可能出现的“空白”，由恩格斯自己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12年间完美地作了填补。
1883年3月15日，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天，恩格斯就坚定地表达了保卫马克思思想、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批判斗争的决心。这一天，在给曾经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参加过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提到：“我们两人差不多是1848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击中要害，别让我们长时间受折磨。”[11](P457)恩格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畏的革命精神，表达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坚强决心。这种信念和精神，成为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传播、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和不竭力量。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发展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就是，恩格斯以重写“导言”和“序言”的方式，对再版或新版的马克思著作进行多个方面的重要阐释，着重于对这些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科学价值和理论精髓等做出深入论述，对马克思这些著作中彰显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内在统一性做出深刻论述。可以认为，自此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及其内在统一性的所有的认识，同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为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撰写的“导言”或“序言”是分不开的。为马克思著作重写“导言”或“序言”成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标格”。
恩格斯晚年在“重读”马克思时，写下的最有影响的“序言”或“导言”，主要有以下16篇：《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3 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序言（1883年）、《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 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1885 年）、《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导言（1885年）、《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1890年）、《哥达纲领批判》序言（1891年）、《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和《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所有这些 “序言”或“导言”，构成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文本系统，体现了恩格斯所坚守的传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思想的“标格”。
五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阐释及其意义
1883年3月，在马克思葬礼上，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理论特征阐释中，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8](P601)马克思这两个“伟大发现”彰显了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这种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特征。两个“伟大发现”和两个理论特征紧密相连，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主义”的根本标识。
马克思在“世界史观”所实现的变革的科学性，开天辟地第一次科学地证明，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全部的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同时也科学地论证，不同社会中相应的阶级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一定社会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了这一社会的观念和思想。马克思确立的这一全新的“世界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使人类历史的发展“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8](P459)
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深刻地寓于马克思对“世界史观”的科学革命之中；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中，彻底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昭彰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的理论特征。马克思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8](P461)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不仅在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全部奥秘，而且还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根本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特征，是对马克思思想内涵和理论精粹的凝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概括。科学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根本属性。以“批判”精神为内核的科学研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也链接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在标题上就指明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意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副标题上也注明是以“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指向的；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到《反杜林论》确定的对杜林所谓“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批判，更是恩格斯批判理论过程的集中体现。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8](P601-602)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评价，也适合恩格斯本人。恩格斯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但他始终坚持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钻研，即使在青年时期从事繁忙的商务活动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学识探求和科学研究。年轻的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的一年间，还利用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同时还刻苦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前沿问题。他在24岁时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恩格斯对文学、历史学、军事学、人类学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还精通多种语言。他掌握自然科学多门学科的知识，熟悉和理解自然科学多门学科的最新进展，这些使他能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就。今天，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反对者，面对恩格斯（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论文、书信、笔记和手稿，也不得不对恩格斯的深厚学养和渊博学识表示由衷的钦佩。
20世纪初，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特征做出新的探讨，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7](P297)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理论特征，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发生着持久的重要的影响，也必将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产生接续的重要的影响。
六
恩格斯及其思想永存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之中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特殊的贡献，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另样诠释，也不是导向脱离马克思思想本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形成了一个与马克思思想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在对恩格斯特殊贡献的误解、曲解以至攻讦中，多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特殊贡献同马克思思想对立起来，也多把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所做的完善和发展同马克思原有的思想割裂开来，还多把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同马克思思想并列起来，以此作为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神话”的口实或所谓“根据”。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创立者，将永远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之中，也将永远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现时代的发展。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不仅对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伟大贡献作了系统阐释，同时也对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和发展者的杰出成就作了全面阐释。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习近平的这些阐释，对于理解和把握“永远的恩格斯”的意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习近平指出：“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2](P421)习近平准确阐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关键的节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标识。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习近平认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12](P425)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的科学研究和革命生涯中共同奋斗、砥砺并行，而且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结合的友谊也感动世人，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正如列宁所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12](P423)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12](P425)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强烈鞭挞英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正义事业，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壮举。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时，恩格斯就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P628)在腥风血雨中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一代代中国志士仁人不懈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新纪元的曙光”在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开始显现；习近平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12](P426)的预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越来越显著的体现。
第四，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中，深刻地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的思想。在论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问题时，习近平概括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九个方面的问题中，习近平是从马克思主义总体上，从马克思思想和恩格斯思想整体上做出阐释的。
在提到学习和实践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时，习近平提出：“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2](P428)
在提到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时，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12](P430)
在提到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思想时，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12](P432)
第五，在对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问题的论述中，从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上，凸显了恩格斯的重要思想的特征和特色。习近平从恩格斯思想中提炼出三个基本观点：
其一，理论思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意义。在对恩格斯关于“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6](P437)思想阐释时，习近平提到：“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2](P428)
其二，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习近平在引述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P691)的论述和关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P436)论述后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2](P434)
其三，永远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习近平指出：“恩格斯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12](P435)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必将与时代同行，必将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中光辉永存。
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仍然在研究恩格斯，探索恩格斯的思想、精神和风范，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智慧，这无疑是对恩格斯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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